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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是不容否认的历史

——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

核心提示: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矢口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罪行,尤其是安倍内阁上台后,公然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化对外侵略和殖民历史。

李明华

李明华

中国档案:中央档案馆选择在这个时机公布《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李明华:这次公布的档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铁证。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矢口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罪行,尤其是安倍内阁上台后,公然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化对外侵略和殖民历史。这是对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漠视,也是对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我们决定在今年卢沟桥事变77周年之际,把被起诉判刑的45名战犯的亲笔供词以及当时的中文译文、中英文罪行提要一并发布,就是要用历史档案,用当事人的笔供,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日本侵华罪行的谎言,揭露日本侵华期间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目的在于牢记历史、以史为鉴、珍视和平。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中国档案:请您详细介绍一下《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央档案馆在公布前着重做了哪些工作?

李明华: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日本战犯审判档案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1945年8月,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地区逮捕了一千多名日本战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根据《波茨坦公告》,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负有战争责任的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1950年7月,苏联将969名日本战犯连同战犯审讯材料一并移交给了中国政府。当时移交的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二是一部分日军在日本投降后加入了阎锡山的队伍,这部分被阎锡山留用的日军被称为“日军残留”。太原解放后,有140名“日军残留”被逮捕并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1952年至1956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进行调查,并会同有关机关进行起诉、审判的准备。审判后,司法机关组织人员对这些档案资料进行整理。1961年后,移交至中央档案馆。还有一部分日本战犯回国后的档案,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陆续移交到中央档案馆的。

这批档案进入馆后,中央档案馆按照档案馆管理规范对其进行专业化管理,在原有目录基础上进行细化分类、整理编目。为了保护这批档案,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当时的条件下,还对其拍摄了缩微片,以缩微片提供日常利用。这也是中央档案馆较早进行缩微处理的档案之一。

为了配合此次网上公布,从2014年年初开始,中央档案馆专门组织力量对这批档案进一步整理。由于之前的缩微片都是黑白的,为展示档案的原文原貌,又对这批档案进行彩色化扫描。针对之前的档案只有中文和日文,并且原文数量较大—— 仅被审判的45名战犯的笔供就有7000多页,且都是竖版形式,不方便各界了解档案内容,尤其是给国外的研究者阅读利用带来不便,此次在互联网公布前,又作了罪行摘要,还请专业翻译人员进行了英文翻译。公众通过阅读战犯的罪行提要,即能对侵华战犯所犯下的重要罪行有基本的了解。

中国档案:此次公布的这批档案有什么内容和特点?如何保证其真实性?

李明华:中央档案馆收藏的这些侦查、审查、处理日本战犯的档案,主要包括纸质、照片、实物、录音、电影五种。分为侦讯日本战犯的案卷、日本战犯的罪证和实物案卷、日本战犯回国后活动的档案三部分。

第一部分,侦讯日本战犯的案卷。1109名日本战犯的档案以一犯一案组卷,共计近3000卷。包括有关侦查的法律文书及认定战犯罪行的材料和证据,每一名战犯的档案都包括:追究战犯的受理书、侦查战犯的总结意见书、战犯的口供和笔供及其中文译文、罪行摘要记录、检举材料、控诉材料、罪行调查表等。其中,被起诉的45名日本战犯的侦讯案件就有300多卷,包括这些战犯本人的口供、笔供、其他人的检举材料、控诉材料以及检察机关、侦讯单位的相关法律文书。

第二部分,日本战犯的罪证和实物案卷,包括被害群众对日寇侵略罪行的控诉书,证明材料和讯问材料等,还有日本战犯的肩章、领章等,日本侵略者制造细菌用的鼠笼及细菌弹片等,法庭庭审的录音、罪证的照片,包括底板,管理、审判和宽释日本战犯的录音及影片《人道的宽待》,还有被宽释的日本战犯献的锦旗等。

第三部分,日本战犯回国后情况的档案。中国政府释放的日本战犯回国后,于1957年9月成立民间组织——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中归联”以反对战争、贡献于和平和中日友好为目的,通过著书、广播电视宣传、演讲集会等方式,推行“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发展中日友好”的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这部分档案以照片为主,主要是反映这些成员回到日本后的生活及后来又到中国进行访问交流活动等情况。

此次公布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笔供,包括原文、译文,提要及英文翻译。从笔供内容来看,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主要有:策划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进行人体活体试验、屠杀掠夺资财、毁灭城镇、强征慰安妇、强奸妇女、驱逐和平居民等违反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种种罪行。

档案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之所以公布日本战犯的笔供原貌(出于人道的考虑,对其中受到性侵犯的女子姓名做了虚化),就是要表明这些笔供是战犯本人写的,经过他本人签字的,是不容否认的。而且,每一个战犯的罪行不仅是依靠他的口供、笔供,还通过检举材料、控诉材料、赴犯罪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听取被害人和目击者的证词等,经过广泛而细致的调查认证,最后形成《侦讯总结意见书》,每个战犯都在《侦讯总结意见书》上对自己的罪行加以确认,并亲笔签名。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对这45名战犯起诉的,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确定罪行的性质、程度。在1956年审判这些战犯的时候,所有的被告在审判的最后陈述中都承认其全部起诉事实。

另外,在战犯管理期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虽然物资匮乏,但还是本着人道主义原则,为这些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战犯创造优厚的生活条件。当时的战犯管理人员包括食堂管理人员伙食标准都很低,而战犯的伙食却是高标准,大米白面都优先供应给战犯。此外,在精神上没有对其进行虐待,而是进行感召教育。通过各种优待,让他们反省自己,现身说法,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使他们从“战争魔鬼”又恢复了人性。回国后,绝大部分战犯都加入了“中归联”,其第一任会长藤田茂,是45名被审判战犯中罪行最重者之一,对其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们撰写了许多回忆录、证言集,如《三光—— 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侵略—— 在华日本战犯的告白》《一名BC级战犯的战后史》等书籍,反映了他们对侵略中国所犯罪行的深刻反省和内心的活动历程。他们制作了电影与录像,在市民集会上作证,用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坚持不懈地讲述自己的生涯,揭露日本军人为什么以及如何对中国人进行非人道的暴行。他们从心底坦白地承认自己的侵略行为,他们归国后的各种活动是为了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这部分档案,是被感召的战犯归国后自发组织活动形成的档案,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强迫和指使。因此,一些人对档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纯属无稽之谈。

中国档案:这批档案之前公布过吗?

李明华: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档案馆先后为国内有关机构、学者提供过侦查审判处理日本战犯的档案。而且还向日本的有关组织、人士提供过,比如我们向日本作家新井利男提供过战犯笔供的部分原文,向“中归联”的继承组织“抚顺奇迹继承会”提供过战犯的部分笔供。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编辑出版过档案系列丛书《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包括日军东北大讨伐、华北大扫荡、细菌战与毒气战等内容。书中选用了审判日本战犯相关档案。其他如《历史的回眸—— 日军侵华罪行与审判战犯》等书籍,都以审判日本战犯相关档案为基础或是引用了相关档案。还有其他利用者的一些研究和编研成果,包括影视片、图像都使用了被起诉、判刑和没有被起诉判刑的释放的战犯的档案。2005年,中国档案出版社根据45名日本侵华战犯亲笔认罪供词档案出版了《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一书。此次在互联网上是第一次发布相关档案。

中国档案:目前全国共有多少日军侵华相关档案?国家档案局对日军侵华档案的公布是否有统一部署?

李明华:全国各地各级档案馆馆藏有大量有关日军侵华档案,馆藏较多的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河北、山东、东三省等档案馆,仅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的日本侵华档案就有10万卷之巨。很多档案,尤其是吉林省档案馆的日军遗留未来得及销毁的档案,大多是日文的,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人力、物力去整理翻译,工程量非常之大。档案部门一直在对这些档案进行整理、编目、抢救、数字化等工作,并不断发掘,以各种方式提供利用,包括公布。

2014年3月,我们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提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 日军性奴隶档案》的提名表。申报的档案材料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审判日本战犯的档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的档案,新中国司法机构侦查、起诉、审判日本战犯包括战犯自供的档案。

辽宁省档案馆早在1997年就公布过“慰安妇”档案。今年,吉林省档案馆又相继公布了日本宪兵队、满洲银行、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方面的档案。

中央档案馆正在集中力量对未被判刑的1017名日本战犯的罪行自供进行整理,将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形式向社会公布。

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反映日本侵华罪行的档案公布,证实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中国档案:《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在互联网上公布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您如何看待档案部门所做的工作?

李明华:作为党和国家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工作,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档案部门一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展开工作。2003年,王刚同志提出了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六条经验,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为档案工作的生命线,把握住了这一点,就抓住了档案工作的根本,抓住了档案工作的关键。

在我们公布的战犯武部六藏的档案中显示,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主持修订了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开发计划”。安倍从政后获得的资源也来自岸信介的政治遗产。安倍多次提出“日本战犯不是罪犯”的观点,从其家庭背景来看,这是不足为奇的。面对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一再否认历史、颠倒黑白的错误言行,档案部门及时公布日军侵华罪行档案,用铁的事实予以回击,有效配合了大局,同时也充分证明,档案工作把握住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生命线。

近年来,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提出建设档案事业的“三大体系”—— 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确保档案安全保密的档案安全体系。为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又提出实施“三大战略”,一是“以人为本”战略,在资源建设方面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收集与保管,在档案利用方面重视所有人特别是普通群众的利用需求,在队伍建设方面重视人的素质提高和积极性发挥;二是“服务先行”战略,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档案工作,自觉为各级领导服务、为社会各界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以服务带动各项工作发展;三是“安全第一”战略。将侵华日军罪行在互联网上公布,并以罪行提要的形式方便普通公众阅读利用,也是档案部门实施“以人为本”“服务先行”的一次有效实践。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体系上,都说明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有效的。

 

中央档案馆自7月3日陆续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

 

中央档案馆自7月3日陆续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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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中国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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