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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的“药方”: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

核心提示: 如何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养成一种坚实而朴素的作风呢?任弼时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1946年任弼时在延安

1946年任弼时在延安

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是任弼时于1944年4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三部分“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中提到的。这篇讲话原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曾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后经过重新整理改题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收入《任弼时选集》。

1940年秋,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只有140万老百姓,土地也比较贫瘠,要保证供给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响亮号召,在军队、机关和学校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几年的努力,边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任弼时总结说:“这些成绩使我们得到下面的巨大收获:一是人民、部队和机关的生活改善了,部分真正达到了丰衣足食的标准。二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大大地改善了,人民对党和政府表示更亲切的爱护,充实了民主政权的内容。三是由于经济上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党和陕甘宁边区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

生产虽然发展了,但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边区物价波动,通货膨胀,财政金融出现了紊乱。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后发现,边区虽然在生产方面获得很大成绩,但在贸易、金融、财政等问题上,还有许多相当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表现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缺乏恰当的组织和调节,还存在着未能协调配合的严重矛盾”。

1944年4月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正是应毛泽东的提议,由任弼时负责召开的,目的是研究治理财政金融问题。4月7日—8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长篇报告。任弼时指出:“我们有些直接负责管理贸易、金融、财政的同志和机关,对于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形势是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因此也就产生了政策上偏‘右’或偏‘左’的错误,主要是偏‘右’的错误。”

“右”的错误表现为“他们对于边区经济力量的估计不足,而对国民党区域的经济力量的估计过分。因此在一些政策上缺乏独立的主动的精神”。任弼时举了两个例子具体地说明:一是有同志“在对外贸易问题上认为不可能出超(出超指贸易顺差,在此指边区卖给国民党区域的商品总额高于买进国民党区域的商品总额)和‘出超无益论’,不赞成全面地管理对外贸易,不主张统销而主张对外贸易的自由等等思想”。二是有同志“在金融问题上,主张边币(法币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边币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的纸币)发行的外汇基金制和认为边币不可能高于法币的思想,以及反对‘边币一元论’,在边区内买卖要使用法币的主张等”。

“左”的错误表现为“有些在财政、金融、贸易方面负责的同志当中,存在一种盲目乐观的思想”。任弼时在这里也举了一个例子,说他们“盲目地用银行发行边币去满足财政上的开支,不去依据自己可能的收入,采取必要的节约,防止浪费,以求得在财政上的收支平衡。由于这种盲目乐观的思想,我们的银行长期规定了法币一元兑换边币两元一角的牌价,不管边币黑市如何继续高涨。他们认为边币可以不费气力地回到两元一角的比价,放弃银行在扶植边区经济发展上可以进行的一些业务”。

这些政策上的错误,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当时生产与消费(分配)之间未能协调配合的矛盾,任弼时认为必须用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来加以调节。他由此提出了关于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3条基本方针:第一,“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第二,“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第三,“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在第三条基本方针中,任弼时特别强调要防止和克服“由于政策上的错误而产生的”浪费。

任弼时说:“我们的确还存在有很大的损失和浪费现象。这种浪费情形,有些是由于政策上的错误而产生的。”他列举了“政策性浪费”的几种情形:一是政策的失误,“贸易局在对外贸易上允许奢侈品的入口”。二是执行政策不严,“在输出物资上没有严格地注意等价交换政策的掌握”。三是情况变化而政策不变,“银行固定二元一角的牌价,使我们不得不贴本兑出外汇”。四是超标准的消费规定,“在供给上,有些机关部队和个人借口丰衣足食,无限制地提高了供给标准,部分的甚至发生浪费奢侈现象”。五是取消了必要的规章制度,“某些机关、部队甚至取消了预决算的制度,形成随便开支,造成很大的浪费”。任弼时指出:这些由于政策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如果加以认真的统计,数目必在几十万万元以上,“假如能够把这些浪费的资财和金钱用在各种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上,那是可以再生产出成倍于浪费数目的财富的”。

当时,边区的经济除改善人民生活外,还要准备足够的力量驱逐日寇、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和防止万一遇到的灾年。任弼时认为,积蓄力量的办法有两个,即“从生产中使我们的公私财富逐年增加;从节约中使我们的财富能够积累,不浪费,更多地用之于发展生产”。因此,“一方面应当从组织人民生产中保障人民能够吃得饱,穿得暖,真正做到在战争环境当中可能做到的丰衣足食;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防止和克服浪费现象,养成一种坚实而朴素的作风”。那么,如何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养成一种坚实而朴素的作风呢?任弼时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第一,节约的方针并不是要减少必需的消费,而是在于节省根本不需要的开支。之所以要保证必需的消费和一定标准的丰衣足食的生活,不仅因为可以提高生产热情、保障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战士与工作人员身体的健康、工作效能的提高、部队的巩固都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从发展生产中提高自给能力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任弼时认为,1943年下半年的金融波动,除政策上的错误之外,基本的原因是入超。一些生活必需品边区不能够自给,而已经可以自给的生产品,还没有能够使它的产量增加得更多,因而不能把它输出边区以外,来抵消必须由外面输入货物的价值。正因如此,“当前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

第三,极力减少各大小单位不需要的开支,提倡用自制品,减少购买的支出,极力研究改进供给制度,展开节约运动。任弼时针对当时供给方面浪费严重的现象,指出要节省许多不必要的开支,如停止建筑、不使用奢侈品、减少应酬招待等。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供给制度上的改善,“如改善炊事工作,既可节省粮食,又可节省柴炭;改善运输制度,既可节省运输费,又可发挥运输力”。

第四,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以一定比例的节约部分划为私人所有,以刺激个人和机关的节约运动。他认为,在节约问题上,既应使大家懂得厉行节约的意义和作用,又应实行“公私兼顾”原则,从物质利益上鼓励各单位和群众节约的积极性,保证节约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如1943年延安中直各机关节省粮食1100石,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实行了公家与炊事员的“二八分红制”。进而1944年中直各机关又订出三种办法:一是节约完全归公;二是节约按比例分交大公家、小公家及私人,如杨家岭各小单位节省的办公费、印刷纸张等,规定40%归财政厅,20%归杨家岭,40%归私人分配;三是节约完全归私,如公家发给个人在生产中利用的物品,节约部分全部给个人。任弼时明确指出:“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是促进生产节约运动的好办法。”

除了以上几点,任弼时还认为,一些缺点错误源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许多方面的工作还是在摸索过程中,尚未走上正确的轨道,因而难于免除。他在讲话中单列一部分,专门讲述“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为了端正有些干部鄙薄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态度,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以认真的态度细致地工作,绝不是粗枝大叶,凭主观设想可以把事情搞好的。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设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

实际上,无论是任弼时所指出的当时边区经济建设中的浪费现象,还是新中国成立以至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浪费情形都表明,这种“政策性浪费”比起其他一般性的浪费,给国家经济造成的损失更大,危害更甚。一方面,它的覆盖面广,牵扯的范围大,涉及的物资或款项大多不是小数目;另一方面,一般的政策决定常常是由单位领导或上级主管部门作出的,一旦出了问题,由集体承担责任,板子往往打不到个人身上。所以,这种“政策性浪费”更难于纠正。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社会透明度越来越增强,公众通过微博、微信、互联网等媒体加强了对党和政府的舆论监督,这就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凸显了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何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值得我们从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中汲取力量,得到启迪。

作者单位:国家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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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任弼时 政策性 药方
责任编辑:中国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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