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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区受降档案》编辑手记

中国战区受降

作为历史名词,“中国战区”具有特定的历史涵义,也有着特殊的形成、演变过程。从事后追溯的角度看,对日抗战的中国战区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即已肇端。但由于当时世界局势复杂多变,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的分化远未明朗,此后的很长时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长期得不到外部的有效支持和战略协助,几乎处于孤军奋战的困难境地。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被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完全意义上的“中国战区”才正式形成。1941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征得英、荷等同盟诸国同意,致电蒋介石,倡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蒋介石旋即复电罗斯福,表示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职位,并于1942年1月5日在重庆正式就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的成立,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光荣历史和重要地位的承认,也促进了反法西斯阵营在亚太地区的密切合作。按照同盟国的集体决定,中国战区的范围,除中国本土外,还“包括越南、泰国及将来可为同盟国所控制之区域在内”。

“二战”后期,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同盟国也将促成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及战后惩治法西斯等提上议事日程,并作出了战后对日本占领区实行分区受降的部署。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部《第一号命令》的规定,中国战区承担对除东北地区(划入苏联远东战区受降范围)之外的整个大陆沦陷区、台湾地区和越南北纬16度以北的地区共128万余日军的受降任务。日本投降伊始,国民政府即任命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中国战区受降主官,并先后任命各受降区受降主官,长达半年余的中国战区受降由此拉开序幕。

严格来说,中国战区受降可以分为中国战区总受降和各地分区受降两部分,也可以说两个层次。中国战区总受降是盟国对日受降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具体过程来看,又分为芷江洽降和南京受降两个阶段,由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和驻华日军最高指挥系统直接进行。中国军方高层最早约谈日本军方高层,交代、部署受降事宜,1945年8月21日的芷江洽降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有人将芷江洽降等同于中国战区总受降,这是不对的,它其实只是中国战区总受降的序幕,真正的总受降是南京受降。继1945年9月2日盟国对日总受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舰上举行后,9月9日,中国战区对日总受降(即南京受降)仪式在南京原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内隆重举行,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投降书上签字。

南京受降后,此前已经明确划分的16个受降区的对日受降工作亦陆续展开。此次参与分区受降的除各战区(当时第四战区已取消,第八战区地处西北,未参与受降,实际参与受降的是10个战区)外,还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辖的4个方面军,以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行政长官陈仪兼警备总司令),共15个受降单位(其中第十一战区同时负责平津地区和青岛、济南地区2个受降区的受降工作)。其中,第一方面军在北越的受降和陈仪主持的台湾地区受降,由于其特殊性,最为引人注目。

中国战区受降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作为亮点的受降仪式外,还包括对受降事宜的规划、协商,对日军的缴械和暂时安置,对日伪机构、财产的接收、改组,对伪军的处置,对日俘、日侨的遣返,以及对日本战犯嫌疑人的调查、抓捕等内容。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发动、长期领导广大军民抗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并得到众多盟国人士的肯定,理应有权参与国民政府的对日受降。但是,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强行剥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受降权,中共被迫冲破国民党的阻挠,组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掌握的其他抗日力量就近展开对日伪军的自主受降,这也是中国战区受降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档案概况

如前所述,作为抗日战争的尾声,规模宏大的中国战区受降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人所知甚少。在有关领导的关注和支持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将馆藏中国战区受降档案纳入编辑出版计划。

档案史料编辑出版是档案利用的重要方式,在这方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着深厚的传统和专业的团队,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编辑本书,要尽量保证将相关档案最大程度上完整地收入,避免以后再做补编或续集。为此,编辑人员通过馆藏档案检索系统,对受降、投降、接收及相关战区、部队番号、将官名称等关键词依次检索,反复查核,以免遗漏。经过前期搜罗所得,馆藏中国战区受降档案分布相对集中,以民国“国防部史政局”藏档为主体,其他一些军事机构全宗亦有分布。尤其令人欣喜的是,二史馆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中国战区总受降及各分区受降的官方报告书(其中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编印的《军事接收总报告》主体部分厚达600余页,但也有若干受降区如北越地区、包绥地区,尚未发现此类档案,只能付之阙如),为世人综合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帮助。档案类型也比较丰富,除受降报告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受降文电(如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向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发出的招降电令)以及相关地图、图片(如第二战区山西地区受降报告中有大量图片),另有一些日军部队投降过程中形成的日文档案。在编辑过程中,仅剔除了少量严重破损、无法利用及内容重复的档案,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完整性。

档案史料编辑主要有文字本和影印本两种,影印本因为其原真性,比较受学界欢迎。要编出好的影印本,编者对于编辑对象必须有充分的了解。为此,本书编者尽可能多地查阅了已经出版的相关著述,并对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考证和澄清。比如,关于各受降区的顺序及其名称,就有许多不同的甚至不恰当的说法。有的资料根据中方备忘录最初向日方提供的受降区的顺序,将各受降区分为“第一受降区”至“第十五(或十六)受降区”,实际上那只是出于告知的方便,以大致由南到北、由西向东的顺序做的权宜安排,并非真有先后之分,更何况在受降过程中,有的受降区的受降范围还有过很大的变动(如同在河南受降的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本书编委会经过细致考证和深入探讨,认为本书收录的《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军投降文件汇编》所附统计表册中的顺序和名称比较符合各地区受降的实际情形,最为合理,决定以此为依据进行单元编排。总的来说,先中国战区总受降(第一单元),后各分区受降;分区受降按照受降单位先10个战区,后4个方面军,最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顺序,分为15个单元;单元标题采用受降单位与受降地区联合的形式,如“第一战区新郑地区受降”“第一方面军越北地区受降”等等。由于各单元档案数量极不平衡,有的一个单元分为数册,有的则是几个单元并为一册。

档案的编目也非常重要,这考验的是编辑人员在档案阅读、编辑方面的基本功。本书编目的难度主要在于相关文电方面。原来的电子档案只编目到卷一级,许多案卷内容比较繁杂,需要逐件梳理出层次,解决文件错乱、文字潦草、信息不完整等问题,按照编目规范拟定精确的标题,并归入相应的类别,以便于整体编排。此外,由于本书为繁体版,还要纠正在简繁字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文字和标点方面的错误。

与出版方密切合作

南京出版社是一家有着丰富历史文献出版经验的地方出版社。在合作之初,双方便将“出精品”确定为编辑出版《中国战区受降档案》的共同目标。2015年6月,南京市出版社申报的《中国战区受降档案》项目成功入选由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核确定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为该书的精编精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处南京的地利条件,又使双方遇事可以很方便地面对面协商,共同解决。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双方密切配合,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了使书籍既保持历史档案的原貌,又便于阅读、利用、收藏,在编辑这套书的过程中,经双方协商,出版方进行了三次较大调整。

第一,编辑之前,全套书初定10册,前9册是为相关文字档案,最后一册收录受降图片。但这种编排方式会拆散原本完整的卷宗,不符合档案整理的要求,不利于档案史料的利用,也会破坏全书的整体编排体例。综合考虑之后,出版社决定仍按原方案编排。

第二,编辑过程中发现有一部分电子档案双页整体扫描,需要裁切放大使用,这样所收录的史料将由初定的3000页增加到4800页。为了保证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出版社决定将全书由10册增至12册。

第三,为最大程度保持档案的原貌,尤其是字迹、印章的原色,出版社决定由原先黑白印刷改成全彩影印。

此外,为保证书中一些地图、表格等大尺寸档案的完整性、美观性,出版社还专门为该书设计了折页。另有部分图表,在不影响档案信息完整性的前提下,酌情做了裁切。因为档案年代久远,存在着背透现象,出版社考虑到背透也是历史纵深感的一种体现,一般未加处理,但对于严重影响阅读的地方,也做了一些谨慎的技术处理,最大程度做到了档案原真性、美观性和利用价值的统一。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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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中国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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