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记忆项目”（也称“世界记忆工程”），旨在促进全球范围内文献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播，并提升文献遗产保护意识。近30年来，我国一直积极开展世界记忆项目的申报、宣传和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

世界记忆项目的发展历程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克·马约尔·萨拉戈萨在与相关非政府组织、专家磋商后，提出了致力于文献遗产保护的“世界记忆项目”。1992年6月22日，在巴黎举行的专家会议最终确立了该项目的基本形态。

1. 初步创立阶段

1992—1995年是项目的初步创立阶段。这一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记忆项目的主要工作是通过会议研讨、制定文件等方式，确定项目的目标规划、组织机构、规范标准等，划定项目发展方向和轨道。1993年，国际咨询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制定项目的行动框架和实施战略。1995年，国际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世界记忆：文献遗产保护总方针》，成为该项目首个纲领性文件，明确了项目的目标、组织机构以及《世界记忆名录》的评选流程。

与此同时，开展保护濒危文献遗产的试点项目，为文献遗产保护提供切实的帮助。1994—1995年，世界记忆项目开展了包括“俄罗斯记忆”在内的7个试点项目，应用现代技术对文献遗产进行复制，促进并改善文献遗产的利用和保护。

2. 发展壮大阶段

1996—2014年，在国际咨询委员会和《世界记忆：文献遗产保护总方针》的指导下，世界记忆项目进入发展壮大阶段。这一阶段，项目管理机制逐渐成熟。众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国家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相继建立，形成了“国际—地区—国家”三方结构的管理机制。三方结构相互独立，不存在层级关系。这种非层级制的结构使得世界记忆项目能够在《世界记忆：文献遗产保护总方针》的指导下，在3个自治的领域中得到充分的发展，更好地实现不同层面“集体记忆”的保护。

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伴随着《保存数字遗产宪章》《世界记忆项目道德准则》等政策文件的出台，世界记忆项目的价值理念、现实意义、道德准则被逐步细化，该项目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

文献遗产保护内容日益丰富，除了继续推进传统载体文献遗产的保护外，还开始关注数字文献遗产保护。世界记忆项目还通过建立《世界记忆名录》、举办展览等方式来提升公众的文献遗产保护意识。

3. 全面审查阶段

2015年起，世界记忆项目进入全面审查阶段。国际咨询委员会通过提高透明度、知名度，开展对话及资源筹集等方式探索进一步强化世界记忆项目的办法，《世界记忆：文献遗产保护总方针》《国际咨询委员会章程》等相关文件均被列入审查范围。原本应于2019年开展的《世界记忆名录》评审被搁置。2021年7月，新一周期的《世界记忆名录》申报工作启动，世界记忆项目的全面审查结束。

全面审查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记忆项目对于文献遗产保护、利用的探索从未停止。一方面，继续加强文献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于2015年11月出台了《关于保存和获取包括数字遗产在内的文献遗产建议书》，敦促会员国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文献遗产的确认、保存和获取，鼓励国家和国际合作。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建立“世界记忆学术中心”，以推动项目的实施，开展与社会、教育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世界记忆项目的中国参与

自世界记忆项目创建伊始，中国就积极参与其中，参与方式有响应号召、主动介入、助推发展、寻求引领4种。

1. 响应号召：积极推送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申遗

《世界记忆名录》是世界记忆项目促进文献遗产保护、利用，提升文献遗产保护意识的重要手段。我国响应项目号召，积极推送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和《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1997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开端。目前，已有13项档案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2010年，《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以及天主教澳门教区档案文献首次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目前，中国已经有12项档案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其中有6项同时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此外，我国还积极建设国家名录，以配合世界记忆项目在国家层面的推进，实现国家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目前，《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共收录4批142件（组）档案文献遗产。

2. 主动介入：全方位参与世界记忆项目建设

中国专家逐渐参与到世界记忆项目的治理中来，为项目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为中国争取在该项目中的话语权。在2001年国际咨询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以及2003年的第六次会议中，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档案处处长朱福强当选国际咨询委员会专家。2011年，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等人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第十次会议。2014年，李明华当选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并在此后，以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世界记忆项目相关会议及治理工作。

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通过世界记忆项目建立与相关国家档案工作的联系。2016年，中国联合韩国及相关国家、地区的民间组织申报《“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2017年，中国和葡萄牙两国联合申报的《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1693—1886）》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申报，一方面，展示了与相关国家的“共同记忆”；另一方面，亦是对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

此外，我国也积极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进行宣传与推介，扩大我国文献遗产在全球的影响力。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25周年展览”，以图片形式展现了50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世界各国珍贵文献遗产，我国的《本草纲目》和“清代样式雷图档”位列其中。

3. 助推发展：创建世界记忆学术研究中心

2012年，建立与世界记忆项目有关的档案研究中心的想法被提出。2014年，这一概念扩展为建立一个世界记忆学术中心的全球网络。随后，世界记忆项目前高级官员乔伊·斯普林格提出并确认“世界记忆学术中心”的名称。

中国积极响应世界记忆项目建立学术研究中心的号召。2016年11月，全球首个世界记忆学术中心—澳门世界记忆学术中心成立，其后北京、福建、苏州学术中心相继建立。中国学术中心立足国内、着眼全球，通过会议、展览等方式吸纳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与到世界记忆项目的建设中来，吸引国内外公众对于世界记忆项目和《世界记忆名录》的关注。各大学术中心自成立以来，多次举办重要学术会议、展览等活动，出版学术专著和科普读物，不仅为世界记忆项目和文献遗产保护领域的学术研究、交流提供了平台，还起到了宣传推广作用。除此之外，中国学术中心还发挥了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借鉴的作用，例如，福建学术中心和澳门学术中心举办的会议和展览，为墨西哥提供了与中国以及世界专家交流学习学术中心建设经验的机会，为2020年墨西哥学术中心建设提供了参考。

4. 寻求引领：探索世界记忆项目正确发展方向

在世界记忆项目全面审查阶段，该项目的专家引导全球文献遗产工作者通过深入挖掘，充分展示文献在尊重历史文化、传承人类记忆等方面的遗产价值，探索项目发展的正常轨道。对我国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2019年，我国积极参与世界记忆项目规则的修订，推动实施《关于保存和获取包括数字遗产在内的文献遗产建议书》，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提交了有关建议书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及我国在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和利用方面所做的尝试与成果。例如，建设学术中心和论坛、增加记忆机构预算、为文献遗产的抢救保护和数字化设立专项资金、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强调数字时代文献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与此同时，国家档案局将“继续参与和组织实施世界记忆项目各项活动，推动更多档案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列入2020年重点工作计划。中国档案工作者也在积极与世界档案工作者一同思考，引领世界记忆项目朝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世界记忆项目的中国贡献

中国参与世界记忆项目的过程也是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国对于该项目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世界记忆名录》建设、学术研究、宣传推广和人才培养4个方面。

1. 丰富《世界记忆名录》，增进文明交流与互鉴

世界记忆项目树立了“世界文献遗产归全人类所有”的理念，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珍宝，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我国的珍贵档案文献遗产丰富了《世界记忆名录》的数量和种类。入选的13项档案文献遗产，从形成年代来看，既包含甲骨文、《黄帝内经》等中国古代档案文献，也包括《南京大屠杀档案》等反映近现代中国社会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从载体形式来看，除了纸张、胶片、光盘等常见载体外，还有甲骨、丝绸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载体；从内容来看，这13项档案文献遗产内容丰富，涉及艺术、政治、医学等多个领域。同时，我国也关注元代西藏官方档案和东巴古籍文献等少数民族档案文献。

我国通过联合申报和宣传推广文献遗产两种方式实现与他国的文明交流互鉴。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为我国与他国进行文化层面的接触和深入交流提供了机会；宣传推广入选名录的文献遗产则为文明交流提供了平台。例如，国家档案局、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主办，福建省档案馆协办的“中印尼社会关系档案展”不仅包括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印尼华侨档案，还有福建省档案馆提供的华侨往来书信和汇款凭证（侨批档案）。这种“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对外展示了我国文献遗产的内涵和价值，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和其他国家在文献遗产领域的良性互动和交流。

2. 建立学术研究机构，促进文献遗产研究与合作

各学术中心建成以来，通过举办研讨会、展览、讲座等方式在学术交流、宣传推广、人才培养、文献遗产保护研究与合作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不仅扩大了世界记忆项目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促进了相关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其一，学术交流。学术交流是各学术中心的主要职能，从成立至今，各学术中心已经单独或联合举办多次学术会议。各学术中心围绕世界记忆项目发展、文献遗产保护和宣传推广、学术中心建设等相关主题举办学术会议，吸引海内外专家学者参与，为世界记忆项目和文献遗产保护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专业性建议。

其二，宣传教育。面向公众的文献遗产宣传教育是世界记忆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中心自然应该担负起宣传教育的责任。例如，苏州学术中心开展世界记忆项目进校园系列活动，编写“档案伴我成长”系列丛书，对世界记忆项目进行介绍。各学术中心通过举办展览、出版书籍、开展实践活动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让公众更直接地感受文献遗产的价值与魅力，更深刻地了解世界记忆项目和文献遗产保护的意义。

其三，专业人才培养。世界记忆项目和中国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都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支撑，目前亟须培养出具有专业背景、人文情怀和国际化视野的人才。其中，北京学术中心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为依托，开展“数字记忆”厚重人才成长支持计划，培养信息资源管理高水平优秀人才。

其四，文献遗产保护研究。加强文献遗产的保护研究工作，提供更加科学的保护政策和措施是学术中心的主要职能。文献遗产的保护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学术中心与科研部门合作可以优化保护技术，实现保护效果最大化。例如，苏州学术中心与苏州大学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合作研制出新型纳米无机抗菌保护剂，有效解决了丝绸样本档案面临的保管难题并荣获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

3. 推进世界记忆宣传，提升中国公众文献遗产关注度

国家档案局等行政部门、文化机构通过开发文化产品、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广泛地宣传世界记忆项目。例如，中国档案杂志社设计了《中国的世界记忆遗产》宣传折页并在“国际档案日”向公众发放；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后，国家档案局等6个部门联合举办发布会，介绍甲骨文申遗的具体情况和积极意义。通过这些活动，公众可以了解世界记忆项目的相关知识，了解文献遗产的价值。

《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新华每日电讯》等主流媒体一直积极报道世界记忆项目和《世界记忆名录》的相关事宜。2007—2016年，关于世界记忆项目的新闻报道共362篇，其中来自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的报道共325篇，占报道总数的89.78%。

在官方组织机构和新闻媒体的共同努力下，世界记忆项目及《世界记忆名录》的宣传覆盖面不断扩大。根据百度搜索指数来看，“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苏州丝绸”“甲骨文”等关键词在申遗时的搜索量均出现峰值，申遗成功之后，搜索量相比于峰值虽然稍有下降，但是整体还是高于申遗之前。这表明，以文献遗产申遗为契机，通过展览、编研、报道等宣传手段，有效提升了公众对于世界记忆项目以及中国文献遗产的关注度。

4. 输送专业人才，积极参与世界记忆项目建设与发展

专业人才是世界记忆项目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力量，向世界记忆项目输送专业人才既是为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一种战略，也是为世界记忆项目的发展贡献力量的一种途径。

依照世界记忆项目的三方结构管理机制，我国专业人才输送也大致可以划分为国际、地区、国家3个层面。在国际层面上，近些年来，国家档案局一直积极推荐工作人员到世界记忆项目秘书处工作，向国际咨询委员会推荐专家，推荐世界记忆项目“直指奖”候选人。在地区层面上，中国是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国，在1998年11月亚太地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时任国家档案局副局长郭树银当选为亚太地区委员会副主席。在2014年5月亚太地区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李明华当选为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除此以外，中国专家们还一直积极参与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组织的各种会议。在国家层面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由国家档案局工作人员和相关领域的专家领导与指导，确保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专业化和规范化 。

除了国家机关和相关机构的人才输送，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来，不仅关注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还在中小学教育中进行普及宣传，将覆盖面从高等教育延伸到中小学教育。

自世界记忆项目启动以来，中国在《世界记忆名录》建设、学术研究、宣传推广和人才培养方面贡献颇多。未来，中国需要以加强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理论建树为基础，以现实需求为导向，深度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遗产领域开展的培育人才、推广标准、普及知识、提供国际支援等各项事务，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世界记忆项目建设体系与中国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CTQ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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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